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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文化领域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西方思想如浪潮般涌进,与东方传统文化碰撞着、交融着。
于是,众多文人墨客中冒出不少革新派,他们冲击着旧式思想。
而正所谓浪击礁石,必会遭反弹,各大派系的在观念分歧上,当仁不让,在沸腾激烈的唇枪舌剑中,倒是生出更多革新思想。
而胡适无疑是革新派文人学者中最具争议的那一位。
有人反感胡适,说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得出此观点者并非是一派胡言,自然是有他们所认为的依据,又或许出于一种家国情怀。
可同样是胡适,却又能让人生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解他人之困苦,不惜倾囊相助,温良如玉、谦谦君子,这也正是对胡适先生的评价。
做派张扬的文人李敖素有“狂人”之称,能入他眼的文人学者没几个,但提到胡适却还是有几分感恩、崇敬之意。
在胡适的交友圈里,没有等级之分,总统政要可以是他的朋友,厨子、菜农、小伙计也可以是他的朋友。
他学贯中西,在美国留学时获得的荣耀让他返国后成为了最年轻的北大教授。他也和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交流学术,他数次前往美国。
然而,在暮年最后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他却晚景凄凉,据说到了坐吃山空如噩梦的地步。
胡适一生热爱读书,所以他在中国的友人要寄一大箱书籍给他,可他竟然拒绝,为何?
胡适的人生似海潮,大起大落,又似一团难破的迷雾,看似离经叛道、思想超前,可他却接受了由母亲定下的亲事,并与发妻相伴一生,在当时的文人学者中实属难得少见。
学术研究是他一生的功课,源于年幼时就被母亲教导,苦心学文,八岁便读了数本文学名著。
因读书走心,十岁便细读《资治通鉴》的胡适就深受影响,在那个信奉神佛的年代,他却成了无神论者。
17岁不到,胡适就担任了《竞业旬报》的编辑,他虽读书认真,但并不读“死书”,他会琢磨书中的文字与思想,并不一味地盲从,对表述方式他都要细究一番。
因此倡导白话文的观点被后来成年的胡适逐渐推广开来,白话文语言更为简洁明快,是文字史上的一场重要革新。
在当时,欧美文化风潮袭来,莘莘学子们纷纷接受新文化洗礼,渴望漂洋过海拓宽视野丰富文化认知。
少年胡适同样也受大风潮的影响,立下了赴美深造的决心,1910年,和众多学子赴北京参加赴美留学资格考试,最终他以不错的成绩获得赴美留学资格。
而留学的费用则是来源于曾向中国发起侵略的“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的赔款,也称“庚子赔款”
在轮船上漂泊近1月,终于登上了美国的土地,先就读于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但他终究离不开文学,一年后转入了文学系。
四年后,学无止境的胡适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成为了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弟子。
正所谓耳濡目染,在美国留学长达七年的胡适,深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这也是自然规律。
而当时的中国则非常欢迎这种在国外深造而回的学子,认为他们视野开阔,思想先进,所以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远在海外的胡适发信函,表达了希望胡适来北大任教的愿望。
“学以致用,为国效力”一直是胡适的信条,所以,胡适在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后,响应号召于1917年返回中国,前往北京大学正式任教。
而胡适的归来也预示着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胡适在归国前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曾轰动一时,而他归国后则继续抨击当时社会旧式思想,他认为这是给人性套上了枷锁。
有人批评胡适,说他是中庸之辈,可事实上,当腐败的北洋政府同意德国将在山东的特权交给侵略国日本来继承时,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革命先辈愤而站出,痛斥北洋政府无能。
由于其中的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均为北京大学的骨干力量,莘莘学子深受感染,于1919年5月4日,冲破北洋政府的武力防线,在天安门等地进行大型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激昂口号响彻华夏大地。
温和处事、以理服人是胡适的处世之道,但面对一些社会问题,他也会丝毫不掩笔尖锋利。
有人面对问题高谈主义,胡适笔尖一扬,直指这种论调:“你们不去了解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只是高谈主义,何以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这字里行间中,渗透了胡适对不能真正帮扶于人却空谈主义的强烈不满。
面对求知的学生,胡适关切之心溢于言表,强调学生为保家国而游行是正义之举,但那些身为社会中间力量的官员应该担起稳定社会局势的责任,而不应该让学生负担过重,学生就应该是与求知为中心,在求学的范围内去生活。
无论是自己的生活还是公诸于众的理论,胡适都奉行尽量以和为贵,以谦让为德。
但他到底是以文为本的文人学者,对战争局势的分析上就有限了,他也有陷入迷局,辨不清方向之时,以和为贵,本心是诚,但用错了地方,倒不得人心了。
好在胡适还有一种特质是思维不偏激,善于反省,1938年,认清局势后的胡适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在美国发表义正辞严的反日本侵略演讲。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无限期的未来持续抗战,直到中国赢得公正而光荣的胜利!”
胡适还提醒美国提防日本,而之后的“日军轰炸珍珠港事件”印证了他的说法。
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暴怒的一面,1941年9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胡适传达了一份美日协议草案。
草案里明显存在着损害中国权益的内容,胡适对此极为不满,一种被欺骗耍弄的感觉扑脸而来,在争执中怒气外冲,直视赫尔,双方意见并未达成一致。
11月25日,胡适再次就日美临时协议损害中国权益的内容向赫尔提出抗议,赫尔只能提出让他向总统罗斯福请示。
事后霍尔在笔记中回忆胡适:“这个中国人愤怒到极点,幸亏他是一个极有素养的学者,否则可能会挨他的耳光。”
胡适没有就此作罢,干脆直接约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将日本的阴狠恶毒全然揭开,可罗斯福却表示美国当时妥协势力太大,暂时无法解决此问题。
胡适对罗斯福的态度早有预感,便通过英国大使向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沟通,明事理的丘吉尔与罗斯福展开了谈话,向他强调了日本政府对欧美的侵略野心。
罗斯福终于决定否决掉与日本的那份协议,11月26日,罗斯福约见胡适,向他表明美国将会支援中国。
之后日本侵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点燃了美国的怒火,也印证了胡适之前的预测,从宏观上讲,这对中国战局是极为有利的。
1942年3月,胡适在华盛顿以《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我们的共同战斗》为主题,展开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
因胡适坚定爱国立场,学术成就卓越,于1945年9月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声望渐长,自然也被各方欲委以重任,但他果断地拒绝了蒋中正要他加入国民党政府的要求。
但当时国内环境复杂,各派观点迥异,人事纷乱,或许他预感到了什么。
1948年12月17日是胡适在祖国最后的一个生日,当着众多友人的面,年近六旬的胡适忍不住潸然泪下。
1949年4月6日,胡适再次前往美国,而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故土。
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心中“自由的中国宗旨”寻求美国政府的帮助,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所愿。
而接下来胡适要面对的问题很现实:在美国纽约如何生活?
胡适入住的是在七年前担任驻美大使时的八十一街公寓,周围的人并不知道这位邻居是曾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面谈政论道的大学者。
邻居眼中的胡适就是一位低调平和、深居简出的朴素老人。
头几个月,胡适的外交活动相对频繁,先是赴华盛顿会见以往交流过的政界人士,与其说交流政治,不如说在讲述辛酸的人情世态。
到了六月,胡适收到一条消息,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按说升官了是好事,可胡适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毫不知情。
原来是在台湾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再次邀他去台湾任职,但骨子里就“无党无派”的胡适婉拒了此提议。
如今的他年事已高,又患上心脏疾病,已不想在政治问题上你来我往,他终究还是回归本心,行自己最热爱之事,作文学研究,写论文。
安居之所并不大,甚至可以说简陋,屋子远不如在中国大陆时那般敞阔明亮,经济状况自然也大不及之前。
当年在北大任教授时,胡适每月薪水都达到600银元,再和出书获得的收益加在一起,薪水过千,已足够过上优越的生活了。
而如今他面对的是狭小的屋子,还有各种生活费用的负担,照理说以前优厚的薪酬待遇应该会为他留下一笔可观的积蓄,然而并没有。
胡适虽有做学问的头脑却没有理财的观念,还有另外一个缘故:乐善好施。
如今有一些大学导师善于利用学生为自己打工,而胡适当年任教时却是一心栽培自己的学生,有困难能帮的他绝不推迟。
即便学生毕业,实质性的师生关系结束,他仍不忘师生情份。
曾经的学生顾颉刚毕业后工作难找,胡适不遗余力地为他解决问题,听闻学生生活困难,他愿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部分来资助学生。
后来成为了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提起恩师胡适,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感激他的人还有林语堂,曾于1919年在哈佛留学的他因故被停发了奖学金,后来几经周折,他找到了跟他不算太熟的胡适求助。
之后他收到了胡适先后给他寄来的2000美元汇款。
因为当时胡适在信里说这是北大给他预支的薪水,所以林语堂心安理得地接受。
而林语堂到北大任教后,向学校还钱时才得知,当初那两千美元都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他善意的谎言只是为了不让林语堂有心理负担,
林语堂从此都记着胡适慷慨救助之恩。
胡适助人,从不看对方身份,无论是曾落魄的学生李敖还是卖芝麻饼的小贩他都坦诚相待,慷慨解囊相助,却从来不会催还钱。
而如此慷慨自然也会导致自己的经济陷入困顿,尤其是境遇转变之后,只要朋友有困难,他仍然会出资出力,自己手头却越来越紧。
胡适虽远在美国,但是与在中国的朋友的友谊纽带还是没有断,好友赵元任给他寄了一大箱书,第一次收到这批书,胡适兴奋得熬夜阅读。
可当赵元任夫妇想再给他寄一大箱汇集中国文学名著的《四部丛刊》时,胡氏却拒绝了,不是他不想看,而是屋子里放不下。
之前朋友寄的书,他都没有多的书架可放了,若再接受这一大箱近两千多册的书,那在屋子里走动都困难,可见胡适在美国的书房很是狭小。
而妻子江冬秀为了照顾老伴胡适来到纽约,如此一来,屋子更挤了。朋友提议:“多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更大的屋子?”
胡适坦言以如今的经济能力很难再买一所大房子,再说老俩口也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没必要再浪费钱。
当年在大陆的时候,胡适夫妇的住宅还有帮工进行打理,如今拖地,擦玻璃、烧水,做饭,都由年迈的他们亲力亲为。
生活变得窘困,有朋友曾劝胡适应该接受国民政府委任他担“外交部长”这一职务,那样就完全可以扭转现在的经济状况,薪水、住房都不会是问题。
胡适性格通常都随和易沟通,但关乎原则的事情便可看出他骨子里的倔强,他仍然拒绝,自由的理念深入骨髓,即使生活困顿,也不会动摇。
胡适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心脏病发作的频率逐渐增多,可美国的医保本质缺乏人道,见胡适年老多病不愿为他承担太多费用,胡适也在日记中写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坏得很。
情绪低迷到极端时,他不由得向朋友倾吐,感觉生活有时像一场噩梦。
1951年五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请胡适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毕竟是与文学读书有关,又能维持生计,胡适接受了这份工作,年薪为5200美元。
薪水看似不少,但每月将各项花销算下来还是比较拮据,但好歹摆脱了坐吃山空的窘境。
可胡适的身体状况不断发出警报,心脏的疼痛总是时不时骚扰他,虽然图书馆长的工作相对算是轻松,但毕竟要按班按点管理各类图书事务,他的精力已不够用。
他更愿意将仅有的精力全力投入到阅读撰文上,于是在一年聘任期满后,胡适表示不再续任,由助理童世纲接替,童世纲的薪水也相对低不少。
普林斯顿大学出于对胡适的敬重,还是保留了他馆长的荣誉头衔。
辞职后的胡适被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聘为荣誉主持人,从11月开始到1954年3月间,胡适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两度前往台湾,以《自由中国》为主题进行多次演讲。
胡适在台上演讲的内容后被出版成书,这也让胡适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
回到美国的胡适专注于两件事:专注写学术论文、在匹兹堡大学等部分大学演讲,继续宣传他心目中的“自由中国”。
虽身在异国,但胡适的思想与精神始终与生他的中华故土难以割舍,他写文论道,写的是中华思想,到欧美演讲,讲的是中华文化。
对于杨振宁这样来美访问的中国科技精英,虽然与胡适完全处于不同领域,他都会尤感亲切,对杨振宁等理科高知人才热情相待。
1957年11月,台湾政府向胡适发出请他出任“中研院“院长的聘请,这次胡适没有拒绝,因为这个职位与他一生挚爱的学术研究息息相关,并没有脱离本位,也能安心写完《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
1958年4月,胡适正式来台湾就职,开始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
1959年7月胡适接受了美国夏威夷大学给他颁发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这使他一生中博士学位达到了35个,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
胡适把一生奉献给学术研究,不管外人如何看待他的学位,但于他而言,这些荣誉是对他学术研究价值的肯定。
人到暮年,名利的追逐对他已无意义,他只想诉说、只想表达,于是他通过写文演讲来实现这种初衷。
其实他已无所顾忌,他敢于抨击当前领导人的做派,敢于和与最高领导人对抗的雷震合作办报。
自然,他应该知道在他去世后,会面对权威领导者对他的轻视与恶评,可是他照样直抒胸意,在好友入狱后,他敢于为好友鸣不平,尽管无效,但是体现出了他的义。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了“蔡元培馆”第五次会议,在会议后的朋友聚会上,心脏顽疾突然发作,胡适猝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与世长辞。
胡适先生去世后,万民哀悼。
胡适生前,面对赞誉,微笑以对,面对抨击与诋毁,依然微笑以对。
有人说他滥情,但他生命中的几个女人不管与他合还是分,都对他依恋不舍,未曾怨他半句。
他不加入任何大型派别,他从来没有实质性的倒向哪一方,自然会引来双方非议。
但他忠于他一生倡导的自由主义。
回味胡适先生的一生,不由想起那段话:一生温暖祥和,不舍爱与自由。
无论身在何处,胡适都以最纯粹的情感牵挂着生他的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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