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兵团解散(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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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从夏日来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性回忆录

杨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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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斯格乌拉的夏天是最美的季节,不仅鸟语花香、景色诱人,而且灿烂的骄阳和温馨的气息,给人一种轻松和安然。

我原本想,严峻地考验大概随着春天的脚步远去了,可现实回答了我:新的、更大的考验还在以后的日子里,圆梦曲才刚刚奏响……

在兵团战士中,中专生的地位还不及知青,更不能与复员老兵相比,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符号更明显,是优先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对此,我的思想认识还是比较高,处处吃苦在前,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学习“毛选”积极发言、学用结合。特别在修建地窝子的“战役”中表现突出,我一举成为连队的“先进人物”,受到连首长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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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解放牌大卡车送来了三十多名天津知青,这是连队来的第一批知青战士。这些十六七岁的姑娘小伙子们可能是常年生活在大城市,冷不丁改变环境、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新鲜的缘故,刚下车就欢呼雀跃地在草地上撒开了欢儿,他(她)们有的抓虫,有的追鸟,显得欣喜若狂,兴奋不已。

那天晚间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地震撼,在我记忆的涟漪中留下了永恒的画面:

知青们吃过晚饭,在地巴坑内安排好住宿,熄灯号还没有吹过,一名个头很小、看上去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突然放声大哭,闹着要回天津老家见爸妈。“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一会儿,十几名男女知青都陪着哭了起来,草原的夜空被哭泣声笼罩,一片哀伤。有几个胆大的知青竟然哭喊着离开驻地,向漆黑的原野跑去,说要步行返回天津老家。几个老兵上前把他们拦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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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和指导员让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阵才定过神儿来,连长命令全连紧急结合,每隔五六米站一个人,把驻地围了个严严实实,不准一个知青离开。连队的几名现役干部上前安抚这些知青孩子们,但苦口婆心的劝说制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反复宣讲军纪条例也掩饰不住思乡的悲切,他们仍然不由分说地哭闹不停……

我认真地坚守着岗位,可不能让一个知青逃出去。因为我清楚:夜晚的草原,野狼出没、方向难辨,如果离开驻地那将意味着什么?然而,眼前的情景,不由地唤起了我心中的怜悯和思乡之情,我也偷偷地落泪了!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大概都累了,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地窝子里入睡了……“险情”解除,留下岗哨警戒,我们也都回到了席棚休息。

刚进六月,星星点点的绿草芽冒出黄草丛,远远望去,好像地上铺了一层青翠的绿纱。我们机务班也幸运地搬进了地巴坑,比起之前住席棚马架毕竟好了许多,这是我们三个月来的最高享受,一个个兴奋地像住进了星级宾馆一样。

两台东方红—-75拖拉机开进了原野,在规划好的地块上开了犁。机务班分成两个组、两班倒,人歇车不歇。半个多月下来,五千亩肥沃的草地变成了良田,种上了小麦和油菜。

不知是因为新开的生荒地,还是播种的季节有些迟,到了秋收的季节,小麦和油菜都没有完全成熟,收成不尽人意。师部配来一台收割机,没用几天就把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十几麻袋小麦和菜籽归了仓,算是全连一年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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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雨季来的比较早,七月还没到,淅淅沥沥的连阴雨就下个不停。拖拉机开荒因为雨天泥泞停了下来,正好我们也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呆在地巴坑里更遭罪,用草泥抹盖的屋顶,根本抵挡不住多日的雨水冲刷。最初用脸盆接水,后来用塑料布遮挡,最后坑顶漏下的泥水越来越大,坑内积水也越来越多。我们只好向老天爷集体“宣战”:干脆蹲在坑内,任凭泥水把全身浇透也不去理睬。真是:不管泥淋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待到雨停放晴,大家一起上阵,用脸盆把地巴坑里的水往外泼舀,再把湿透的衣服、被褥拿出去拧干晾晒。这种连阴雨,在一九六九年的夏季多次光顾。

八月中旬,又有三十多名保定知青来到连队,加上早在五月末从扎兰屯等地分配来六、七名中专生,连队有了百十号人,组建了三个排、九个班,后来还组建了炊事班和马车班。一排是机务排三个班,我担任三班班长,全班十名男战士、三名女战士。虽然不叫提拔重用,但全连十几名中专生,我还是第一个从“再教育”对象当上了班长,因为那时的班、排长多数是复员老兵。

国庆节前夕,连里举行了第一次共青团员“入团宣誓”,我是三个宣誓人之一。在校期间我是红卫兵小头目,每天只是革命呀、造反呀。现在进了军营入了团,我决心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一辈子,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种“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永不褪色”的意志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时隔不久,两次意外事故的发生,让我成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和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先进分子”,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的光环也莫名其妙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第一件事发生在刚过“国庆”节不久。有人发现后山坡上的柴油罐阀门漏油严重,排长派我去处理。我检查后发现阀门失效需要更换,当即我去团部领回一个新阀门。可不巧的是前几天油罐内刚刚装满十几吨柴油。那时秋收已完,若等到用完柴油更换阀门,就要待到开春之后,想要及时排除漏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卸油状态下更换阀门。

我忽然想起了在机耕队实习时老师傅们曾采用过的一个办法,就向排长提出建议。得到排长批准,我找来一根长杆子,顶端用铁丝绑了一个烂麻袋球,提着管钳,带着刚分配到机务排的保定知青徐金城来到油罐前。

我先拧松了旧阀门,吩咐徐金城抓住别动。而后我跳上油罐,欲将绑定的麻袋球放入罐内出油口处减轻油的压力。没等我准确定位,也没有来得及检查出油口的油压是否减小、更换阀门是否安全,意外却突然发生:蹲在坑内的徐金城看到出油口漏油,不由自主地转动了阀门,结果因为拧错了方向,旧阀门脱了扣。高速喷出的柴油 打在坑壁上形成一圈油雾。顷刻间,柴油注满了出油口坑体,蹲在坑内的徐金城半截身子浸在油内、慌了手脚。我高喊:“小徐躲开!”纵身一跃,从罐顶跳入油坑,摘下头上的棉帽扑向出油口,用力堵住了向外喷射的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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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可能是由于柴油在罐内流动、放入油罐的麻袋球自动堵住了出油口,油压大为减小。我趁机松开棉帽,快速把小徐递过来的新阀门换好,终于避免了一场大事故,保住了十几吨柴油。

徐金城因为柴油喷射腐蚀,脸部过敏,眼睛红肿受伤,急送团卫生所诊治;而我全身浸透了柴油,像个“落汤鸡”一样狼狈不堪。

事过不久,团政治处林干事来连队专门采访报道我的“英雄事迹”。当时我暗暗地想:虽然我抢险保住了柴油,但分明是因我操作大意造成的事故,现在不但毫无责任,还成了“英雄”。我告诫自己,这件事不宜过分的声张和宣扬,于是,我选择了低调敷衍。

林干事让我介绍英勇抢险、保护柴油的经过,我简要地述说:“油罐漏油,我和小徐去换阀门,油喷在脸上,我俩受了点儿轻伤。”林干事说:“你要具体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再详细一点儿。”我说:“就是这样,很简单。”林干事进一步提示我说:“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分明是让我说一番豪言壮语。我故意推辞道:“当时情况紧急,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林干事无奈地摇了摇头。很显然他的采访失败,而我心里却十分高兴。应付成功,天助我也。 尽管这样,连首长还是多次表扬了我。

第二件事发生在入冬后。机务排二班副班长刘树枝是个复员老兵。一天上午,他启动拖拉机,反复折腾了好一阵子怎么也发动不着。他误认为是温度太低启动不了,便用一块浸过油的擦车布点火烧烤起动机。结果,起动机表面的汽油燃烧着火,瞬间向整个发动机蔓延,机器表面燃起团团大火。车旁的几个女知青吓得“哇、哇”乱叫,情况十分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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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正在附近修车,听见叫喊声抬头一看:不好,拖拉机着火了。我飞一样地奔了过去,急中生智,脱下工作服兜起一包脱坯土,就向机器上的火苗扬洒过去,火势立刻得到了控制。有几个知青战士看我这样干,也用土向拖拉机起火处抛洒,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一切安然无恙,我的手臂只受了点轻伤。其实,这件事无论谁遇上都会出手相助,根本算不得什么“奋不顾身的英雄”。

从那两次事故之后,我很快就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于讲心得、谈体会、联系实际这种“讲用”,我轻车熟路,当年在“文革”中就有这方面的“基本功”。于是我成了“讲用”专业户,排里讲完连里讲,反正我的言行举止、成长进步、思想变化都归结于“活学活用”的结果。

一九六九年年终考评,全连像我这样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屯垦戌边的动人故事处处传颂:“脱坯场上的铁姑娘”、“采石不顾重病身”、“斗私批修当闯将”、“宁可累掉十斤肉,不可留下半点私”,像这类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层出不穷,比比皆是。有的还编成快板儿书、三句半在餐厅、工地频繁上演。有个保定女知青张莉,我印象很深。八班长乔雪竹(后成为作家)是从北京来草原插队的“老三届”高中生,兵团成立时从呼热图诺尔苏木(公社)来到五连。她编了一段快板书,把我俩放在了其中,现在我还记得部分原文:

学张莉,看杨毅,主席话儿心中记。

活学活用当闯将,斗私批修有勇气。

争先进,战天地,比学赶帮不放弃。

向阳川上战鼓击,忠心献给毛主席。

……

年底,五连摘取了“全师四好标兵连队”的桂冠,连长、指导员自然成了“模范连长、指导员”,我们三班也被评为“四好班”,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了“五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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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有时是把“双刃剑”,虽然它能激励斗志,鼓励先进,往往也成为一些人自傲和狂燥的催化剂。而这种自傲和狂燥无疑会导致心态上的扭曲和变态、行为上的龌龊和虚假以及人性道义上的缺失和亵渎。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更是如此。

向阳川的首长们,畅饮了荣誉这杯“兴奋剂”后,发疯似地颁布一系列“内部条例”,制定了数十项荒诞的“规章制度”,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斗私批修“歼灭战”。

在五连,每天出工收工列队高歌,誓言口号震耳欲聋;饭堂就餐吃饭时,朗朗上口的快板书和激情昂扬的“语录”声此起彼伏;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就像木偶剧一样日日上演;夜空下频繁地紧急集合和战备拉练成为了常态……所有这些,无时无刻在彰显着“四好连队”的风范。

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力壮,又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但变了味儿的“军人条例”、强化后的“军营规范”,让我也有些支撑不住了,困惑和彷徨在心中渐渐地升腾、蔓延。

一次夜间拉练给我留下的记忆最深。那是个冰天雪地的冬季,从实战出发,连首长事先没有通知我们夜间要举行全团拉练。睡至半夜,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号,连长宣布:蒙修有一个连的兵力来进犯,我连要急行军十五公里,配合兄弟连队侧翼冲锋与来犯“敌人”争夺一处制高点。而后还要进行野炊就餐演练,各班都要自带打饭餐具。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班里的三位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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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出发后急行军还不到两公里,两名战士的行军背包就散了架。无奈之下,只能用背包绳梱成行李卷挂在枪上凑合着行进。连队宣传队的两名女战士,手里打着快板儿,奔前跑后地进行着战地动员:

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严寒只等闲。

为了埋葬帝修反,甘洒热血永向前。

决心解放全人类,红旗插遍全世界!

……

快到五更天,演习课目终于进入了尾声。队伍停下来后才发觉:我与班里的聂登才(通辽农机校中专生)换穿了鞋,这双小了两个码的大头鞋害得我双脚挤出了三个大血泡。

野炊开始。炊事班做了一大锅半生不熟的大米粥,各班用带来的盆子去打饭。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野外,能喝上热乎乎的大米粥、填补一下已经折腾空了的胃口,也算件美事儿。我们每人都盛满饭盒,一大饭盒米粥瞬间就进了肚。副班长高金宝莫名其妙地拒食野餐,我问他为啥不吃,他笑而不答。拉练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班长呀!你真是傻瓜,女儿家的洗脸盆打饭还能吃吗?她们在盆子里什么都洗,就连那个……”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许是条件反射,我忽然觉得胃里还真有些不是滋味……

五连的规章制度五花八门,首任连长、指导员曾规定:第一,兵团战士三年内不能谈恋爱、搞对象,一旦发生按违反军纪严惩;第二,不能与女战士单独接触见面,谈话交流必须有第三者在场;第三,离开营房一百米外要请示报告,就连去远一点的地方“方便”也不例外;第四,室外行动三人要成行、五人要列队;第五,就寝不可点灯,吃饭不能出声……这些离奇的规章制度、滑稽的行为规范真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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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政治志向铸就了我们的青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意志洗刷了我们的灵魂。战士们经受着精神和体能的双重考验,特别是女战士们超强的体力劳动、挑战生理极限的拼搏,致使她们积劳成疾、病魔缠身,痛苦折磨了她们大半生,英年早逝的噩耗频频传来。就在我撰写本文前几天,保定的姚顺明战友又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张培英、王佩兰、高玉珠、吕瑛等十几位五连女战友都不到五十岁,鲜活的面孔就与我们永别了!

据统计,兵团战士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同龄人。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向阳川这块土地上曾经炸死了小王静,打死了顾建荣,枪毙了刘东洲,累死了宋跃新。他(她)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用不同的离世方式控告那段悲催的历史,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殉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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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酿成这些不幸的连队主要领导也未能幸免,他们不仅无意识地充当了这些灾难的作俑者,同样也是时代悲剧的受害者。狂热的政治表演给他们年迈的身体带来伤害的同时,良心的谴责和心灵的忏悔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后半生。老连长贾褔旺因劳累过度,转业到地方不久就病逝了;指导员也患了抑郁症,痛苦地度过了晚年。

至于顾建荣和刘东洲的不幸遭遇更是发人深省。顾建荣是北京知青,刘东洲是唐山知青,他们是一个排的战友。由于一件小事所致,意外地双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七二年秋天,他俩去师部医院看病,一起住进了招待所。晚上,顾建荣独自回到房间,开门后无意中发现刘东洲与女友(51团知青,在校时同学)正在热烈拥抱。顾建荣低着头、尴尬地退出了房间;事后刘东洲心里感到羞涩不安,害怕顾建荣将此事张扬出去。当然此类事情现在看,那再正常不过了。但当时政治环境极左得很,连队明令:男女知青不可单独接触,发现搞对象、谈恋爱,不但双方当众检讨,而且要受到军纪处分。

回到连队后,慌慌不可终日的刘东洲对顾建荣实行了监视。事情就那么蹊跷,没过几天,顾建荣因是独生子、要按政策准备办理回城手续,去找连长时让刘东洲发现。紧张多疑的刘东洲,误认为他是去向连长汇报了自己的违规行为。前不久,一位天津知青就是因为与女知青秘密谈话受了处分。他不想丢人现眼背处分,更怀恨顾建荣违背承诺,不讲信用。当顾建荣回水房时(在水房住),他尾随其后。他没有杀人的动机,只是想人不知、鬼不觉地教训一下“告密者”。

那时夜晚无电黑灯瞎火,刘东洲悄悄走进水房,顺手检了一根小木棍,照着人影打去,落棍后脱身而逃。顾建荣莫名其妙地挨了打,百思不得其解,到处寻找打他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头晕难忍,紧急送团卫生院抢救。但因木棍打到了头上要害部位,导致颅内出血意外身亡。而刘东洲则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枪决。惜哉,悲哉!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奇葩地消失了。

不幸,与时代有关,也与那个时代里某些狂热的人有关。其代价有的可以承受,有的不可以承受;有的当即就付出,有的一辈子在付出。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制造的种种不幸,终于像一场梦过去了。

梦已醒,心还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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