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兵团解散（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意义和影响）

梦从夏日来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性回忆录

杨 毅

贺斯格乌拉的夏天是最美的季节，不仅鸟语花香、景色诱人，而且灿烂的骄阳和温馨的气息，给人一种轻松和安然。

我原本想，严峻地考验大概随着春天的脚步远去了，可现实回答了我：新的、更大的考验还在以后的日子里，圆梦曲才刚刚奏响……

在兵团战士中，中专生的地位还不及知青，更不能与复员老兵相比，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符号更明显，是优先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对此，我的思想认识还是比较高，处处吃苦在前，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学习“毛选”积极发言、学用结合。特别在修建地窝子的“战役”中表现突出，我一举成为连队的“先进人物”，受到连首长的好评。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解放牌大卡车送来了三十多名天津知青，这是连队来的第一批知青战士。这些十六七岁的姑娘小伙子们可能是常年生活在大城市，冷不丁改变环境、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新鲜的缘故，刚下车就欢呼雀跃地在草地上撒开了欢儿，他（她）们有的抓虫，有的追鸟，显得欣喜若狂，兴奋不已。

那天晚间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地震撼，在我记忆的涟漪中留下了永恒的画面：

知青们吃过晚饭，在地巴坑内安排好住宿，熄灯号还没有吹过，一名个头很小、看上去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突然放声大哭，闹着要回天津老家见爸妈。“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一会儿，十几名男女知青都陪着哭了起来，草原的夜空被哭泣声笼罩，一片哀伤。有几个胆大的知青竟然哭喊着离开驻地，向漆黑的原野跑去，说要步行返回天津老家。几个老兵上前把他们拦了回来。

连长和指导员让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阵才定过神儿来，连长命令全连紧急结合，每隔五六米站一个人，把驻地围了个严严实实，不准一个知青离开。连队的几名现役干部上前安抚这些知青孩子们，但苦口婆心的劝说制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反复宣讲军纪条例也掩饰不住思乡的悲切，他们仍然不由分说地哭闹不停……

我认真地坚守着岗位，可不能让一个知青逃出去。因为我清楚：夜晚的草原，野狼出没、方向难辨，如果离开驻地那将意味着什么？然而，眼前的情景，不由地唤起了我心中的怜悯和思乡之情，我也偷偷地落泪了！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大概都累了，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地窝子里入睡了……“险情”解除，留下岗哨警戒，我们也都回到了席棚休息。

刚进六月，星星点点的绿草芽冒出黄草丛，远远望去，好像地上铺了一层青翠的绿纱。我们机务班也幸运地搬进了地巴坑，比起之前住席棚马架毕竟好了许多，这是我们三个月来的最高享受，一个个兴奋地像住进了星级宾馆一样。

两台东方红—-75拖拉机开进了原野，在规划好的地块上开了犁。机务班分成两个组、两班倒，人歇车不歇。半个多月下来，五千亩肥沃的草地变成了良田，种上了小麦和油菜。

不知是因为新开的生荒地，还是播种的季节有些迟，到了秋收的季节，小麦和油菜都没有完全成熟，收成不尽人意。师部配来一台收割机，没用几天就把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十几麻袋小麦和菜籽归了仓，算是全连一年的收成。

那年的雨季来的比较早，七月还没到，淅淅沥沥的连阴雨就下个不停。拖拉机开荒因为雨天泥泞停了下来，正好我们也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呆在地巴坑里更遭罪，用草泥抹盖的屋顶，根本抵挡不住多日的雨水冲刷。最初用脸盆接水，后来用塑料布遮挡，最后坑顶漏下的泥水越来越大，坑内积水也越来越多。我们只好向老天爷集体“宣战”：干脆蹲在坑内，任凭泥水把全身浇透也不去理睬。真是：不管泥淋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待到雨停放晴，大家一起上阵，用脸盆把地巴坑里的水往外泼舀，再把湿透的衣服、被褥拿出去拧干晾晒。这种连阴雨，在一九六九年的夏季多次光顾。

八月中旬，又有三十多名保定知青来到连队，加上早在五月末从扎兰屯等地分配来六、七名中专生，连队有了百十号人，组建了三个排、九个班，后来还组建了炊事班和马车班。一排是机务排三个班，我担任三班班长，全班十名男战士、三名女战士。虽然不叫提拔重用，但全连十几名中专生，我还是第一个从“再教育”对象当上了班长，因为那时的班、排长多数是复员老兵。

国庆节前夕，连里举行了第一次共青团员“入团宣誓”，我是三个宣誓人之一。在校期间我是红卫兵小头目，每天只是革命呀、造反呀。现在进了军营入了团，我决心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一辈子，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种“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永不褪色”的意志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时隔不久，两次意外事故的发生，让我成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和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先进分子”，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的光环也莫名其妙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第一件事发生在刚过“国庆”节不久。有人发现后山坡上的柴油罐阀门漏油严重，排长派我去处理。我检查后发现阀门失效需要更换，当即我去团部领回一个新阀门。可不巧的是前几天油罐内刚刚装满十几吨柴油。那时秋收已完，若等到用完柴油更换阀门，就要待到开春之后，想要及时排除漏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卸油状态下更换阀门。

我忽然想起了在机耕队实习时老师傅们曾采用过的一个办法，就向排长提出建议。得到排长批准，我找来一根长杆子，顶端用铁丝绑了一个烂麻袋球，提着管钳，带着刚分配到机务排的保定知青徐金城来到油罐前。

我先拧松了旧阀门，吩咐徐金城抓住别动。而后我跳上油罐，欲将绑定的麻袋球放入罐内出油口处减轻油的压力。没等我准确定位，也没有来得及检查出油口的油压是否减小、更换阀门是否安全，意外却突然发生：蹲在坑内的徐金城看到出油口漏油，不由自主地转动了阀门，结果因为拧错了方向，旧阀门脱了扣。高速喷出的柴油 打在坑壁上形成一圈油雾。顷刻间，柴油注满了出油口坑体，蹲在坑内的徐金城半截身子浸在油内、慌了手脚。我高喊：“小徐躲开！”纵身一跃，从罐顶跳入油坑，摘下头上的棉帽扑向出油口，用力堵住了向外喷射的柴油……

这时，可能是由于柴油在罐内流动、放入油罐的麻袋球自动堵住了出油口，油压大为减小。我趁机松开棉帽，快速把小徐递过来的新阀门换好，终于避免了一场大事故，保住了十几吨柴油。

徐金城因为柴油喷射腐蚀，脸部过敏，眼睛红肿受伤，急送团卫生所诊治；而我全身浸透了柴油，像个“落汤鸡”一样狼狈不堪。

事过不久，团政治处林干事来连队专门采访报道我的“英雄事迹”。当时我暗暗地想：虽然我抢险保住了柴油，但分明是因我操作大意造成的事故，现在不但毫无责任，还成了“英雄”。我告诫自己，这件事不宜过分的声张和宣扬，于是，我选择了低调敷衍。

林干事让我介绍英勇抢险、保护柴油的经过，我简要地述说：“油罐漏油，我和小徐去换阀门，油喷在脸上，我俩受了点儿轻伤。”林干事说：“你要具体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再详细一点儿。”我说：“就是这样，很简单。”林干事进一步提示我说：“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分明是让我说一番豪言壮语。我故意推辞道：“当时情况紧急，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林干事无奈地摇了摇头。很显然他的采访失败，而我心里却十分高兴。应付成功，天助我也。 尽管这样，连首长还是多次表扬了我。

第二件事发生在入冬后。机务排二班副班长刘树枝是个复员老兵。一天上午，他启动拖拉机，反复折腾了好一阵子怎么也发动不着。他误认为是温度太低启动不了，便用一块浸过油的擦车布点火烧烤起动机。结果，起动机表面的汽油燃烧着火，瞬间向整个发动机蔓延，机器表面燃起团团大火。车旁的几个女知青吓得“哇、哇”乱叫，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我正在附近修车，听见叫喊声抬头一看：不好，拖拉机着火了。我飞一样地奔了过去，急中生智，脱下工作服兜起一包脱坯土，就向机器上的火苗扬洒过去，火势立刻得到了控制。有几个知青战士看我这样干，也用土向拖拉机起火处抛洒，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一切安然无恙，我的手臂只受了点轻伤。其实，这件事无论谁遇上都会出手相助，根本算不得什么“奋不顾身的英雄”。

从那两次事故之后，我很快就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于讲心得、谈体会、联系实际这种“讲用”，我轻车熟路，当年在“文革”中就有这方面的“基本功”。于是我成了“讲用”专业户，排里讲完连里讲，反正我的言行举止、成长进步、思想变化都归结于“活学活用”的结果。

一九六九年年终考评，全连像我这样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屯垦戌边的动人故事处处传颂：“脱坯场上的铁姑娘”、“采石不顾重病身”、“斗私批修当闯将”、“宁可累掉十斤肉，不可留下半点私”，像这类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层出不穷，比比皆是。有的还编成快板儿书、三句半在餐厅、工地频繁上演。有个保定女知青张莉，我印象很深。八班长乔雪竹（后成为作家）是从北京来草原插队的“老三届”高中生，兵团成立时从呼热图诺尔苏木（公社）来到五连。她编了一段快板书，把我俩放在了其中，现在我还记得部分原文：

学张莉，看杨毅，主席话儿心中记。

活学活用当闯将，斗私批修有勇气。

争先进，战天地，比学赶帮不放弃。

向阳川上战鼓击，忠心献给毛主席。

……

年底，五连摘取了“全师四好标兵连队”的桂冠，连长、指导员自然成了“模范连长、指导员”，我们三班也被评为“四好班”，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了“五好战士”。

荣誉有时是把“双刃剑”，虽然它能激励斗志，鼓励先进，往往也成为一些人自傲和狂燥的催化剂。而这种自傲和狂燥无疑会导致心态上的扭曲和变态、行为上的龌龊和虚假以及人性道义上的缺失和亵渎。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更是如此。

向阳川的首长们，畅饮了荣誉这杯“兴奋剂”后，发疯似地颁布一系列“内部条例”，制定了数十项荒诞的“规章制度”，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斗私批修“歼灭战”。

在五连，每天出工收工列队高歌，誓言口号震耳欲聋；饭堂就餐吃饭时，朗朗上口的快板书和激情昂扬的“语录”声此起彼伏；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就像木偶剧一样日日上演；夜空下频繁地紧急集合和战备拉练成为了常态……所有这些，无时无刻在彰显着“四好连队”的风范。

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力壮，又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但变了味儿的“军人条例”、强化后的“军营规范”，让我也有些支撑不住了，困惑和彷徨在心中渐渐地升腾、蔓延。

一次夜间拉练给我留下的记忆最深。那是个冰天雪地的冬季，从实战出发，连首长事先没有通知我们夜间要举行全团拉练。睡至半夜，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号，连长宣布：蒙修有一个连的兵力来进犯，我连要急行军十五公里，配合兄弟连队侧翼冲锋与来犯“敌人”争夺一处制高点。而后还要进行野炊就餐演练，各班都要自带打饭餐具。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班里的三位女战士。

队伍出发后急行军还不到两公里，两名战士的行军背包就散了架。无奈之下，只能用背包绳梱成行李卷挂在枪上凑合着行进。连队宣传队的两名女战士，手里打着快板儿，奔前跑后地进行着战地动员：

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严寒只等闲。

为了埋葬帝修反，甘洒热血永向前。

决心解放全人类，红旗插遍全世界！

……

快到五更天，演习课目终于进入了尾声。队伍停下来后才发觉：我与班里的聂登才（通辽农机校中专生）换穿了鞋，这双小了两个码的大头鞋害得我双脚挤出了三个大血泡。

野炊开始。炊事班做了一大锅半生不熟的大米粥，各班用带来的盆子去打饭。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野外，能喝上热乎乎的大米粥、填补一下已经折腾空了的胃口，也算件美事儿。我们每人都盛满饭盒，一大饭盒米粥瞬间就进了肚。副班长高金宝莫名其妙地拒食野餐，我问他为啥不吃，他笑而不答。拉练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班长呀！你真是傻瓜，女儿家的洗脸盆打饭还能吃吗？她们在盆子里什么都洗，就连那个……”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许是条件反射，我忽然觉得胃里还真有些不是滋味……

五连的规章制度五花八门，首任连长、指导员曾规定：第一，兵团战士三年内不能谈恋爱、搞对象，一旦发生按违反军纪严惩；第二，不能与女战士单独接触见面，谈话交流必须有第三者在场；第三，离开营房一百米外要请示报告，就连去远一点的地方“方便”也不例外；第四，室外行动三人要成行、五人要列队；第五，就寝不可点灯，吃饭不能出声……这些离奇的规章制度、滑稽的行为规范真让人哭笑不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政治志向铸就了我们的青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意志洗刷了我们的灵魂。战士们经受着精神和体能的双重考验，特别是女战士们超强的体力劳动、挑战生理极限的拼搏，致使她们积劳成疾、病魔缠身，痛苦折磨了她们大半生，英年早逝的噩耗频频传来。就在我撰写本文前几天，保定的姚顺明战友又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张培英、王佩兰、高玉珠、吕瑛等十几位五连女战友都不到五十岁，鲜活的面孔就与我们永别了！

据统计，兵团战士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同龄人。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向阳川这块土地上曾经炸死了小王静，打死了顾建荣，枪毙了刘东洲，累死了宋跃新。他（她）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用不同的离世方式控告那段悲催的历史，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殉难者。

然而，酿成这些不幸的连队主要领导也未能幸免，他们不仅无意识地充当了这些灾难的作俑者，同样也是时代悲剧的受害者。狂热的政治表演给他们年迈的身体带来伤害的同时，良心的谴责和心灵的忏悔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后半生。老连长贾褔旺因劳累过度，转业到地方不久就病逝了；指导员也患了抑郁症，痛苦地度过了晚年。

至于顾建荣和刘东洲的不幸遭遇更是发人深省。顾建荣是北京知青，刘东洲是唐山知青，他们是一个排的战友。由于一件小事所致，意外地双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七二年秋天，他俩去师部医院看病，一起住进了招待所。晚上，顾建荣独自回到房间，开门后无意中发现刘东洲与女友（51团知青，在校时同学）正在热烈拥抱。顾建荣低着头、尴尬地退出了房间；事后刘东洲心里感到羞涩不安，害怕顾建荣将此事张扬出去。当然此类事情现在看，那再正常不过了。但当时政治环境极左得很，连队明令：男女知青不可单独接触，发现搞对象、谈恋爱，不但双方当众检讨，而且要受到军纪处分。

回到连队后，慌慌不可终日的刘东洲对顾建荣实行了监视。事情就那么蹊跷，没过几天，顾建荣因是独生子、要按政策准备办理回城手续，去找连长时让刘东洲发现。紧张多疑的刘东洲，误认为他是去向连长汇报了自己的违规行为。前不久，一位天津知青就是因为与女知青秘密谈话受了处分。他不想丢人现眼背处分，更怀恨顾建荣违背承诺，不讲信用。当顾建荣回水房时（在水房住），他尾随其后。他没有杀人的动机，只是想人不知、鬼不觉地教训一下“告密者”。

那时夜晚无电黑灯瞎火，刘东洲悄悄走进水房，顺手检了一根小木棍，照着人影打去，落棍后脱身而逃。顾建荣莫名其妙地挨了打，百思不得其解，到处寻找打他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头晕难忍，紧急送团卫生院抢救。但因木棍打到了头上要害部位，导致颅内出血意外身亡。而刘东洲则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枪决。惜哉，悲哉！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奇葩地消失了。

不幸，与时代有关，也与那个时代里某些狂热的人有关。其代价有的可以承受，有的不可以承受；有的当即就付出，有的一辈子在付出。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制造的种种不幸，终于像一场梦过去了。

梦已醒，心还在流血！